在国际舆论领域，非洲杯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如欧洲杯和美洲杯。 除了比赛本身之外，关于非洲球员缺席欧洲联赛、COVID-19疫情的威胁以及裁判失误等争议在媒体和网络上更频繁地被讨论。
但非洲国家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商业逻辑与偏见、非洲与欧洲错综复杂的关系、喀麦隆对非洲杯的热情……以及足球超越国界的影响力和团结非洲的希望。
当地时间1月9日，非洲国家杯开幕式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 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人民视觉（签名除外）
“尊重”
今年非洲杯首先引爆的就是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放行”问题。
非洲杯每两年举办一次。 许多国家为了避开雨季，常在一月至二月举行。 因此，经常与欧洲国家的世界顶级职业联赛发生“碰撞”。 在这些国家踢球的非洲球员常常不得不缺席数周的俱乐部赛事才能参加非洲杯。 因此，每次非洲杯举办，都会引发欧洲俱乐部与非洲国家队之间的球员拉锯战。 2019年非洲国家杯改期至6月至7月举行。 不过考虑到喀麦隆年中正值雨季喀麦隆足球明星米拉，大雨会对赛事造成较大影响，本届杯赛移至年初举行。
英超联赛（ ）冬季休赛期较短，受非洲国家杯影响较大。 英超球队利物浦拥有多名世界顶尖的非洲球员。 去年11月，球队主教练德国人尤尔根·克洛普称非洲杯为“一件小事”(a)，立即引起了许多非洲球迷的愤怒。 一名非洲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与克洛普对峙，称后者的言论是对非洲球员、球迷、人民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侮辱。 克洛普解释说，他无意冒犯，他的话被误解了。
非洲杯开赛前，由于部分非洲国家首先报告的新冠病毒突变株大范围传播，欧洲境内多次出现对疫情的担忧。 喀麦隆传奇球员、现任喀麦隆足协主席埃托奥去年12月对法国电视台Canal+表示，“如果欧洲杯能够在疫情期间举行，那么各个城市的体育场将会爆满，而且分散在不同城市。” （注：去年的欧洲杯是由分散在多个国家的球队举办的，有11个体育场举办，但由于当地政策，大部分场馆不允许满员），这没问题，那为什么不能非洲杯在喀麦隆举行？”
而很快，欧洲也被淹没在的浪潮之中。 重压之下，非洲杯主办方非洲足联（CAF）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 去年12月底，非洲足联同意将俱乐部“放行”推迟至今年1月3日——非洲国家杯将于1月9日开赛。
1月9日，揭幕战前，现场球迷为喀麦隆队加油助威。 新华社发（科普索摄）
“尊重”是围绕本届非洲杯讨论的关键词。 当效力于荷兰阿贾克斯队的科特迪瓦球员塞巴斯蒂安·阿莱被问到是否会参加非洲杯还是留在俱乐部时，他愤怒地回击道：“这个问题表现出对非洲的不尊重。 谁会在欧洲杯之前问欧洲球员这个问题？”
事实上，欧洲杯定于夏季举行，不会与大多数欧洲联赛发生直接冲突。 而且，欧洲俱乐部是这些非洲球员的雇主，承担他们的工资。 即使赛程不冲突，各大洲球员在参加国家队比赛时也可能受伤。 俱乐部一直对此有所抱怨。 但也有人认为，俱乐部在签下这些球员时，就已经预测到球员将参加非洲杯，抱怨没有任何意义。
英国足球作家乔纳森·威尔逊（ ）在《卫报》发表文章称，尽管英超球迷感到沮丧，但非洲杯“应该受到尊重”。 文章指出，非洲杯创办于1957年，比欧洲杯历史更悠久。 当时，非洲国家正在经历独立浪潮。 威尔逊认为，非洲国家杯一直在努力争取政界和足球界的认可。
对于欧洲足坛的一些负面言论，体育行业从业者李明宇向澎湃新闻分析，“其实他们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非洲的情况。” 李明宇是非洲体育基金控股公司（）的创始人。 近年来，他一直在喀麦隆工作，担任喀麦隆职业足球联赛的高级商业顾问。 李明宇认为，从实力来看，非洲国家参加世界杯的名额还远远不够。 “（所以）对于非洲球员来说，非洲杯就是他们的世界杯。”
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后，欧美多国掀起了反种族主义运动。 在此背景下，有人指出了非洲杯争议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中，两位具有移民背景的欧洲足球明星的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支持。
牙买加移民后裔、前英格兰国脚伊恩·赖特批评非洲国家杯不像其他国际赛事那样受到尊重，而且媒体报道是“种族主义”。 英超球队水晶宫主教练帕特里克·维埃拉希望媒体多报道非洲杯。 “去非洲，去采访，真正了解它（非洲杯）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更多关于这项赛事的报道，我想人们会明白它（非洲杯）有多么重要）是到非洲大陆。” 维埃拉出生于塞内加尔，在法国长大，曾效力于法国国家队。
喀麦隆大学生阿卜杜（何木德饰）也看到了商业利益的逻辑。 何慕德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由于COVID-19疫情，他目前正在喀麦隆上网课。 他告诉澎湃新闻，足球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 俱乐部在球员身上投入大量资金，希望能够取得产出。 欧洲俱乐部拒绝让球员参加非洲杯。 “这并不是针对非洲和非洲足球。” 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
但何慕德也认为，“这也是一个关于尊重的问题。欧洲俱乐部认为自己投入了钱，而非洲比赛的水平很低……当欧洲俱乐部拒绝非洲球员参加非洲杯时，真正的责任在于非洲足联。” 他们应该让欧足联尊重他们。”
欧洲凭借悠久的足球传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形成了成熟的足球产业，占据国际职业足球体系的顶尖水平。 何木德希望非足联今后能够为非洲地方联赛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发展非洲足球产业。 非洲球员不必去欧洲联赛踢球，欧洲俱乐部也不会拒绝“放走”他们。 勇气。
当地时间1月19日，尼日利亚2-0战胜几内亚比绍。 球员们庆祝进球。
非洲和欧洲
非洲杯球员“放走”的争议愈演愈烈，这也与越来越多的非洲高水平球员来欧洲踢球有关。
埃及的萨拉赫、塞内加尔的马内、尼日利亚的恩迪迪……这些欧洲“成功”的球员受到全世界球迷的喜爱，但本质上他们是成千上万的人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寻找足球。 成为非洲共同体的一员，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欧盟委员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欧洲是非洲国家大陆外移民的最大目的地。 2017年，欧盟有910万移民出生在非洲。 这些数字不包括许多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到欧洲并且在欧洲出生和长大的移民后裔。
人员流动并非单向流动。 一些移民后裔和混血儿在欧洲长大并接受足球训练。 他们可以选择为欧洲母国或非洲母国效力。 马赫雷斯是阿尔及利亚的头号球星，出生在法国，最终选择代表父亲的祖国出战。
法国记者杰罗姆·拉塔在《世界报》上评论称，这种双重国籍球员的情况为欧洲和非洲国家提供了国家队球员。 “最好欢迎这种互惠关系，而不是将其变成地中海两岸的问题。”
除了人员流动之外，非洲杯与欧洲的联系无处不在，仿佛是非洲与欧洲关系的缩影，而法国的身影尤为明显。 本届非洲杯由法国石油天然气集团道达尔冠名赞助； 法国联赛为非洲杯贡献了最多的球员； 由于法国曾经的殖民统治，喀麦隆球迷甚至可以用法语与远方的阿尔及利亚球迷交流……
法国曾经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至今在非洲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利益，与许多非洲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法国外交部统计，2015年有近62万名非洲公民在法国合法居住，其中约有300万入籍公民或具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血统的第二代移民。 阿尔及利亚赢得2019年非洲国家杯决赛后，数千名球队支持者在法国城市街头庆祝。
这或许就是法国媒体对非洲杯和非洲格外关注的原因。 法国政府旗下电视台 24的英文网站专门开发了非洲杯栏目。 已有非洲版块的《世界报》网站在活动期间直接发表了许多来自喀麦隆的当地报道。
当地时间1月7日，喀麦隆首都雅温得街头商贩。
体育媒体自然关注足球本身，而不少西方综合媒体则重点关注喀麦隆当地的疫情和安全局势，尤其是喀麦隆英语区的冲突。
喀麦隆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英语。 全国10个地区中有8个属于法语区，西部2个属于英语区。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信息和此前报道，喀麦隆在19世纪末成为德国的“保护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法国和英国军队占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喀麦隆和西喀麦隆分别受法国和英国“托管”。 二战后继续“管理”。 1960年，法国托管地独立。 次年，英国托管地北部和南部地区举行了全民公投。 北部与尼日利亚合并，南部与喀麦隆合并。
殖民统治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2016年喀麦隆英语地区爆发抗议活动，指责中央政府长期忽视英语地区的发展。 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2017年，分裂组织宣布英语区“独立”喀麦隆足球明星米拉，一些激进分裂分子开始制造袭击和绑架事件，频频与喀麦隆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法新社今年1月报道称，英语地区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3500人死亡，超过70万人流离失所，冲突双方都被指控犯有暴行。
1月12日非洲国家杯开幕后不久，喀麦隆英语区又发生多起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一名议员和一名士兵死亡。 驻扎该地区的马里队不得不暂停训练。
2021年12月，非洲杯吉祥物莫拉在喀麦隆英语城市巴门达游行。 《喀麦隆新闻》图片
鉴于安全风险，喀麦隆政府已加强当地安全措施。 当地媒体《喀麦隆新闻》（du）去年12月16日报道，在英语城市巴门达（微博）非洲杯吉祥物游行期间，吉祥物身穿防弹背心，随行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警察。 这一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非洲杯开赛前，一些西方小报对当地局势进行了夸大报道。 英国《每日邮报》去年12月的报道标题是：“炸弹被扔进教室，出租车司机被炸，警察被私刑处死……吉祥物甚至穿着防弹背心！喀麦隆冲突升级” ，英超球星已被警告说他们可能在非洲国家杯期间成为攻击目标。” 《太阳报》还表示，“（新冠）病例的增加使竞争变得碎片化”。
此类报道所代表的一些欧洲人的态度引发了美国堪萨斯大学非洲数字人文助理教授詹姆斯·耶库和尼日利亚的批评。 “对非洲杯的担忧背后是一种蔑视文化。” 耶库1月8日在南非非营利媒体网站“新框架”（New Frame）上撰文，欧洲俱乐部和媒体夸大喀麦隆的冲突和疫情，实际上是在重复非洲是“危机和恐怖之地”的陈词滥调。 ，并对非洲杯乃至非洲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
赫穆德目前在法语区首府雅温得。 他告诉澎湃新闻，冲突仍在发生，但都发生在英语地区，主要不在大城市。 他认为政府“保护球队和人民的措施是适当的”。
谈起在本届非洲杯上看到的西方媒体报道，何慕德将其分为几类：“有的媒体关注非洲球队的潜力，哪些球员表现最好；有的媒体关注非洲球队的潜力，关注哪些球员表现最好；有的媒体关注非洲球队的潜力，关注哪些球员表现最好；有的媒体关注非洲球队的潜力，关注哪些球员的表现。” 部分媒体聚焦非洲杯历年历史； 一些媒体对喀麦隆是否准备好主办非洲国家杯提出了质疑。”
令何慕德不满的是，“一些西方媒体试图展现非洲落后的形象”。 他举例说，本届非洲杯存在奏错国歌的失误，也有裁判错误提前结束比赛的情况。 一些西方媒体试图展现非洲落后的形象。 媒体因此称非洲杯水平很低。 事实上，这些错误在其他赛区的比赛中也出现过。 当时，西方媒体只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非洲，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乌干达体育记者Usher 也在她的社交账户上发布了其他赛事裁判失误报道的截图，并写道：“不良的裁判行为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这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
欢乐和团结
媒体描述的冲突是真实的，但同时，非洲杯给喀麦隆乃至整个非洲带来的欢乐也是真实的。
“喀麦隆人非常非常非常热爱足球。” 何穆德告诉澎湃新闻，“喀麦隆是足球之国，是埃托奥的国家，也是罗杰的国家。 米拉的国家。”埃托奥和米拉都是著名的退役球星，前者刚刚当选喀麦隆足协主席，后者是世界杯年龄最大的进球球员。
何穆德并不是“铁杆”球迷，但喀麦隆队的三场小组赛他也都去看了。 他表示，由于进入球场需要接种COVID-19疫苗，以及门票等费用，很多当地人无法现场观看比赛，但比赛期间设置的公众观看球迷区始终爆满。游戏。
当地时间1月13日，部分喀麦隆球迷在雅温得观看了喀麦隆4-1战胜埃塞俄比亚的比赛。
随着球场的建设和外国游客的到来，非洲杯也能为喀麦隆的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 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极端组织袭击和新冠疫情使喀麦隆北部旅游业受损。 随着非洲国家杯确定举办喀麦隆足球明星米拉，北部城市加鲁阿的工匠易卜拉欣·阿拉吉（ ）投入了35万多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3880元）购买生产设备，这也是他的全部积蓄。 “会有观众、游客、球员、队员……我希望能从他们身上赚钱，”阿拉杰说。
此次活动甚至提高了当地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热情。 据官方统计，喀麦隆只有 6% 的成年人接种了 COVID-19 疫苗。 根据本次赛事规定，观众必须接种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并提供近期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呈阴性的证明。 尽管当地民众对疫苗的态度仍存在分歧，但雅温得疫苗接种点协调员卢西恩·玛玛（Mama）1月初向非洲新闻网表示，近期接种疫苗的人数明显增加。
喀麦隆上一次举办非洲国家杯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这一次同样充满波折。 该国原本在2019年获得了该赛事的主办权，但2018年，非洲足联宣布取消喀麦隆当年的主办资格。 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准备不足和国内矛盾。 喀麦隆的主办机会被推迟到2021年，但由于气候因素和新冠疫情，比赛先是提前了半年，随后又推迟了一年。
李明宇表示，本次赛事的商业赞助也存在问题，多家欧洲赞助商集体退出； 喀麦隆足协本身就削减了财政投入，而非洲足联新任主席刚刚上任，无暇筹集更多资金。 喀麦隆的经济实力也不强。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喀麦隆人均GDP为1499美元，位居非洲中部。 本届非洲杯开赛前，有关赛事将再次推迟甚至取消的传言甚嚣尘上。
“喀麦隆至少还是成功举办了非洲杯，虽然各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包括疫情，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举办起来很不容易。”李明宇感叹道。
在喀麦隆和整个非洲，足球也可以成为团结和民族的象征。
“足球应该说是这个国家（喀麦隆）最重要的文化体育赛事。足球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也是一种团结的手段。很多政客在足球行业担任重要职务，是为了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支持。”为自己赢得支持。选票。” 李明宇告诉澎湃新闻。 据他观察，在大多数非洲国家，足球是最重要的赛事，其地位比欧洲还要高。
喀麦隆官方媒体《喀麦隆论坛报》1月7日发表英文社论称，尽管举办非洲杯遇到种种困难，但喀麦隆“再次证明，只要有意愿，就能找到克服挑战的方法” ”。 社论还以非洲杯为重大体育赛事，呼吁民众反对国内分裂主义，呼吁非洲国家团结合作。 该报当天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法文社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来到喀麦隆的游客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喀麦隆，一个“和平、宽容、友谊和自由”的国家、一个“泛美洲国家” ”。 非主义”国家。
当地时间1月11日，尼日利亚1-0战胜埃及。 图为埃及队队长萨拉赫。
人们确实可以看到，足球的影响力是超越国界的。 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许多当地喀麦隆人在阿尔及利亚队下榻的酒店外高呼球队头号球星马赫雷斯的名字。 1月11日埃及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天，法国《世界报》记者在加鲁阿现场看到不少喀麦隆人支持埃及球星萨拉赫。 喀麦隆大学生伊利亚苏·纳纳巴（Nana Bah）用“偶像”、“榜样”、“非洲足球之神”等词语来形容萨拉赫，不止一名尼日利亚人甚至承认自己是萨拉赫的粉丝。
非洲有截然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和历史传统。 足球或非洲国家杯能否促进非洲团结？
何慕德向澎湃新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他觉得北非国家有时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比赛中，他们（北非人民）会明白我们是一体的。这增强了非洲（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
法国网络媒体Brut拍摄的一段视频中，阿尔及利亚裔法国青年莫哈为了履行与已故父亲的约定，来到喀麦隆观看非洲杯。 在卫冕冠军阿尔及利亚队下榻的酒店外，他还遇到了很多喀麦隆人，甚至还有一位前来“追星”的乍得球迷。
一名身穿阿尔及利亚球衣的喀麦隆人用法语对着镜头说：“我们是兄弟，永远……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是同一个人。” 马哈斯回应道：“我在喀麦隆找到的不是朋友，而是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