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中小俱乐部负责人进一步指出：“这不是简单的减薪问题，新赛季还没开始，特别是对于背负保级任务的俱乐部来说，降薪幅度要更大一些。如果球员抵制降薪，比赛失控，那就得不偿失了。”另一家俱乐部分析称，是否降薪要看疫情发展趋势和赛事整体规划，薪资和赛事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不建议强行推进，也不建议对人员薪资做大调整，降薪是整个职业联赛需要协调考虑的事情。“如果是俱乐部自发的单方面行为，是否合理值得探讨。”另外一家近年来成功升入中超的俱乐部，虽然表态“倾向于降薪”，但也提出还是要看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政策，如果有的话俱乐部会参考。一家俱乐部甚至直言：“各俱乐部都在观望，问题是没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 “据悉，国际足联将于近期发布关于降薪的建议，但中国足协尚未作出任何公开表态。足协一位内部人士表示，俱乐部管理层和球员代表近期或将进行商讨。“我个人建议先定一个底线，一个基本保障，剩余工资按比例发放，比如今年联赛恢复100%就发100%，恢复70%就发70%。”另一位足协相关人士也赞同适当降薪德甲联赛球票怎么买，认为具体措施要因人而异、因俱乐部而异，“但最终还是要由俱乐部来做，协会去申诉或者要求未必合适。”作为可能的利益受损方，球员们又是怎么想的呢？据新华社记者了解，不少国内球员对于降薪并不是很愿意接受，但也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位老牌俱乐部的球员表示：“俱乐部还没谈降薪，但没人愿意。”武汉卓尔的艾志博是少有的公开发声的球员，他在社交媒体上主张降薪应该“中国和欧洲不一样”——中超俱乐部的营收不主要靠转播收入分成和俱乐部周边，疫情短期内不太可能造成严重损害；欧洲队球员已经回家度假，而中国球员大多还在训练；合同中相关条款不健全，降薪没有法律依据。的确，中超职业化水平较低，停赛对俱乐部的影响与五大联赛不同。足协公布的一份职业俱乐部财务成本分析显示，2016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元，亏损超过39亿元，其中64%的收入来自商业赞助。而艾志博列出的第二点，大部分人还是坚持训练，这也是很多球员反对降薪的原因。一名球员表示：“我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一直跟着俱乐部训练，按时上课，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此外，据其他媒体报道，也有球员认为适度降薪可以理解，称：“现在最重要的是，不降薪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如果降薪能让公司运转得更轻松，那接受降薪就是和俱乐部共患难。”球迷中，从网友评论和记者采访来看，主流声音倾向于“应该降薪”“早就应该降薪”的立场。在PP体育和网易发起的投票中，超过九成的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中，71%的人认为应该降薪，16%的人认为要看具体损失情况。
支持者的观点有：“没有比赛，收入就会减少”、“跟疫情没关系，本身就应该减少”、“只是借机全线降薪而已”。中超球员身价虚高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体育情报》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体育薪资调查报告中，中超以120.7万美元的平均年薪位列足球领域第六，仅次于五大联赛。足协在2018年底推出“四帽”政策，限制俱乐部薪资。足协内部人士坦言：“如果借此机会调整薪资标准，或许对中国足协下一步降薪政策的实施有帮助。”除了高薪引发关注，也有球迷认为疫情期间降薪意义不大。 “欧洲降薪的考虑，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避免亏损，中超哪支球队不亏钱？”有人反对：“因为母公司大，中超投资本来就亏钱，就不应该降薪德甲联赛球票怎么买，这是‘流氓逻辑’。”有球迷指出，在球员坚持训练的情况下降薪，有失公平。比如球迷侯洁瑜就认为，“日常训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更何况联赛后面还要恢复。”但也有人表示德甲联赛球票怎么买，现在经济不景气，应该体谅球员。球迷赵成说：“换位思考，你按照工作量拿工资，没比赛打，就应该降薪。”有国安球迷预测：“应该会降薪，但我觉得不会，至少不会大规模降薪。既然公司更多的是为了宣传自己，而不是为了赚钱，没必要为了几个月的工资互相撕逼。而且归化球员也会一起降薪吗？”“俱乐部和球员在劳资关系上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但总体来说，大家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关键体育咨询总裁张庆表示。他认为，从俱乐部采购的角度看，支付给球员的工资是通过出售比赛表演产品获得转播收入、门票、赞助等，如果赛事数量缩水，收入必然缩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适当减薪是合理的，作为球员也可以表达这样的姿态。”体银商学院联合创始人、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安守志也认同“社区”的观点，并表示：“鼓励球员适当考虑俱乐部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与俱乐部共渡难关。” “但降薪是否最终发生，两位专家都觉得不确定，毕竟中国和欧洲足球的生态逻辑和谈判机制不同。”张庆认为，俱乐部会慎重考虑，“中国企业投资俱乐部，并不严格按照一家投资公司来做，所以在疫情之下，不仅会考虑收入和成本的损失，还会考虑做出决定后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有媒体人指出，不同俱乐部要分别考虑，一些中小俱乐部普通球员的薪水可能并不高。安守志也提醒：“一些俱乐部因资金困难，拖欠或拖欠球员工资，如果贸然提出降薪，可能会引发已有的薪资冲突。”降薪是一个复杂的决策，如果最终实施，谈判必不可少。一方面，不少受访者提到，目前缺乏一个协调各方利益的机构，疫情进一步凸显了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和中超联赛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在实际情况上，安守志表示，如果球员的合同中有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条款，俱乐部与球员可以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约定，则应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沟通。他还建议明星球员发挥表率作用，俱乐部管理层也可以主动降薪。“无论降不降薪，都要依法进行，各方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安守志说。记者：丁文贤；参与记者：舒文、龚兵、周凯、刘洋
